而且这样的节目对人歧视有加,若是嘉宾是金庸巩利这样的人,一定安排在一流的酒店,全程机票头等仓;倘若是农民之类,电视台恨不得这些人能够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席地而睡,火车票只能报坐的不报睡的。吃饭的时候客饭里有块肉已经属于很慷慨的了,最为可恶的是此时他们会上前说:我们都是吃客饭的,哪怕金庸来了也只能提供这个。这是台里的规矩。 电视剧搞到一半,制片突然觉得没意思,可能这个东西出来会赔本,于是叫来一帮专家开了一个研讨会,会上专家扭捏作态自以为是废话连篇,大多都以为自己是这个领域里的权威,说起话来都一定是如何如何,并且搬出以前事例说明他说话很有预见性,这样的人去公园门口算命应当会更有前途。还有一些老家伙骨子里还是抗战时的东西,却要装出一副思想新锐的模样,并且反复强调说时代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仿佛我们都不知道这一点似的,这样的老家伙口口声声说什么都要交给年轻人处理,其实巴不得所有的酒吧舞厅都改成敬老院。 - 最后在我们的百般解说下他终于放弃了要把桑塔那改成法拉利模样的念头,因为我朋友说:行,没问题,就是先得削扁你的车头,然后割了你的车顶,割掉两个分米,然后放低避震一个分米,车身得砸了重新做,尾巴太长得割了,也就是三十四万吧,如果要改的话就在这纸上签个字吧。 于是我掏出五百块钱塞她手里说:这些钱你买个自行车吧,正符合条件,以后就别找我了。 而我为什么认为这些人是衣冠禽兽,是因为他们脱下衣冠后马上露出禽兽面目。 其实离开上海对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只是有一天我在淮海路上行走,突然发现,原来这个淮海路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大家的。于是离开上海的愿望越发强烈。这很奇怪。可能属于一种心理变态。 在野山最后两天的时候我买好到北京的火车票,晚上去超市买东西,回学院的时候发现一个穿黑衣服的长头发女孩子,长得非常之漂亮,然而我对此却没有任何行动,因为即使我今天将她弄到手,等我离开以后她还是会惨遭别人的毒手——也不能说是惨遭,因为可能此人还乐于此道。我觉得我可能在这里的接近一年时间里一直在等她的出现,她是个隐藏人物,需要经历一定的波折以后才会出现。 第一是善于联防。这时候中国国家队马上变成一只联防队,但是对方一帮子人在一起四面八方冲呢,防谁呢?大家商量一阵后觉得中国人拧在一起才能有力量,不能分散了,就防你这个脚下有球的家伙。于是四个以上的防守球员一起向那个人冲过去。那哥儿们一看这么壮观就惊了,马上瞎捅一脚保命,但是一般随便一捅就是一个单刀球来,然后只听中国的解说员在那儿叫:妙传啊,就看江津了。于是好像场上其他十名球员都听到了这句话,都直勾勾看着江津 后来我将我出的许多文字作点修改以后出版,销量出奇的好,此时一凡已经是国内知名的星,要见他还得打电话给他经济人,通常的答案是一凡正在忙,过会儿他会转告。后来我打过多次,结果全是这样,终于明白原来一凡的经济人的作用就是在一凡的电话里喊: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忙,请稍后再拨。 然后和几个朋友从吃饭的地方去往中央电视塔,途中要穿过半个三环。中央电视塔里面有一个卡丁车场,常年出入一些玩吉普车的家伙,开着到处漏风的北京吉普,并视排气管能喷出几个火星为人生最高目标和最大乐趣。